杨伯峻追悼杨树达：他在科学研究上，可以说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
杨伯峻：追悼杨树达先生
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1956-03-02
杨遇夫（树达）先生于２月１４日上午二时半因高血压症，消化道出血逝世于长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。这对我来说，丧失了亲爱的叔父，尊敬的导师，自然万分哀痛。对国家来说，少了一位出色的、而且能够作出更大贡献的学者，尤其是巨大的损失。
他生于１８８５年，幼小时随着我祖父读中国旧书。那时正提倡新学。当时我们家里极穷，买不起新书，他便和我父亲两个到处借书抄写，刻苦自学。不久，考进了时务学堂。１９０５年去日本留学。１９１１年，因为辛亥革命，匆忙回国。从此便把毕生的事业建筑在教育和学术工作上。最初在长沙教中学，１９２０年来北京以后开始教大学。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教授。１９３７年回到湖南，任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学院教授。他不知疲倦地教书，不知疲倦地读书。他每研究一门学问，一定要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做出更大的成绩来。他是善于有目的地、有贡献地读书的人。还只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开始读“周易”，便辑录了“周易古义”一书。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辑录出“老子古义”和“论语古义”。近年又把“论语古义”扩大为“论语疏证”。当他从事教学的时候，又善于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。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，而且每出版一本书，得他益处的人数要比他所亲自口授的学生数不知多若干倍。他在长沙最初教中国文法，便开始写“马氏文通刊误”。在北京教古汉语语法，便著作了“高等国文法”、“词诠”两书，总结了而且创造性地丰富了自刘淇、王念孙以来对古书虚词的研究成绩。教修辞学，便陆续写了“古书疑例举例续补”、“汉文文言修辞学”诸书。教古代文，便有“古书句读释例”一书。教“淮南子”，便有“淮南子证闻”。教“汉书”，便有“汉代婚丧礼俗考”。这些书籍，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晚年专讲文字学，自己也集中精力作语源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。以甲骨文而论，５０多年以来，他是开始研究较晚的一人，却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人，也被公认为最努力的一人。他的重要论文已经汇编为“积微居金文说”、“积微居甲文说”、“积微居小学述林”、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”诸书。他能把甲骨金文和古代文献古代历史融会贯通起来，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同时，他研究“汉书”三四十年，晚年自己作了总结，写完“汉书窥管”一书。他的学生遍布国内，他的著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们很高的评价。
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，而且质量高。很多论文见解精到，用心细密，论证谨严，曾解决了多年的疑难，判定了多人的争论，开辟了研究的道路。为什么能如此呢？有人说他看书多，古书熟，用心细。然而，这都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：实事求是的方法，始终不懈的精神。
他从来不像胡适之流那样，搞什么“大胆的假设”（其实只是主观的假设）“小心的求证”（其实只是片面的求证）。他从深入钻研，探讨客观规律着手，然后运用规律以解决实际问题，从而再发现新的规律，丰富自己的认识。他把客观规律唤做“条例”。举他的古文字学的研究为例。他在“积微居小学述林”自序中说：“由此总纲推衍，我得条例若干条。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。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假的现象。三曰意义相同的字，他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。四曰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。……五曰象形、指事、会意三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。”这些条例，其实就是文字构造和发展、变化的客观规律。而且，我们从他所发现的规律中还可以看出文字的形体、声音和意义的内在连系。从前人都把文字的形体、声音和意义割裂开来，分别研究，因之不能不使他们的成就带着很大的局限性。他对文字学的研究，虽说继承着清代学者段玉裁、王念孙而来，而其所得成果实已大大超越段玉裁、王念孙。这一点已为专家们所公认。他在科学研究上，可以说是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。
他的始终不懈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的。除非病到非躺下来不可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学问。他记日记，几十年了，没有一天间断过。他认为就是五分钟，十分钟的时间都是可贵的；就是点滴的心得也是难能的。他认为可观的数量是由细小积累起来的，质量和数量是有其辩证的关系的。因此，他把自己的书房号做“积微居”。他不但始终不懈，而且老当益壮。他自己高兴赶上了时代。解放后的中国的强大和繁荣，党和政府对他的支持和鼓励，尤其是毛主席的伟大和对他殷切的关怀，不但使他感激，而且使他振奋。他晚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，经常自恨“耳目不灵，行动不便”。两次的全国政协会议都因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，总写信告诉我说“心甚歉然”。但却更加努力地著书，立志以“著述报国”。去年九、十月间到北京来，既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认定了研究题目：“说文今语疏证”，又在哲学研究所认定了研究题目：“盐铁论校注”。回长沙以后，更是忘我地工作。“盐铁论校注”本来约定一年交稿，哪知仅仅５０天便把初稿完成，只待加工了。同时又开始研究“晏子春秋”，写信要我替他抄寄材料。今年２月初，他的消化道出血的病复发，最初还不肯休息。一直到临死前３天，才听医生和家人的坚决要求，完全卧床静养。这一种忘我地工作的精神，自然也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。
遇夫先生与世长辞了！中国的老话说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他活到７１岁，似乎是可以无憾的。但是，这句老话今天应该重新估价。他在解放前，是料不到能活到７０岁的。尤其在１９４２年，他在湖南长溪，穷得儿女失学，自己营养不够，得着严重的失眠症，以为活不了多久，甚至把遗嘱都写下来了。解放以后，便完全相反，自己以为能活到八、九十岁，因此争取于余年中在学术上更多地尽些力量。他还发下弘愿，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。这样，７１岁的确对他太少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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